哪些事件佐证了中国是失落的礼仪之邦？

　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道德立国、安身立命的，在上下几千年以来都是来讲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而当下社会却存在着很多道德乱想，致使很多人渐渐的觉得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正在渐渐的没落，那么，是哪些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围观呢？一起去中国礼仪文化去看看吧。

　　失落的礼仪之邦1：突破底线
　　周立太事件：底层道德如何被突破？
　　周立太帮助底层农民工打官司胜诉，可他们拿到巨额赔偿款后，马上逃之夭夭，拒付周立太诉讼费。一个重庆巴南区的农民张某委托周立太打官司，经过近三年的努力，张某胜诉，除了医疗费，被告赔偿他将近25万元。但张某拿到钱后，不但不给诉讼代理费，周立太找他要时，还往周立太身上泼尿。对这类当事人，2007年8月16日，周立太曾发表博客文章《又有一群“狗日的”跑了》，愤然骂道：“真是他妈的一帮畜生！”

　　事实上，所谓“人穷志不短”，只是自励与励他时的说辞，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，“人穷志短”才是事实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底层人的底线，特别是今日之中国伤残农民工的底线，之所以会如此之低，将“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”的良好道德传统彻底抛弃，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，如受教育程度不高、法律意识欠缺、经济压力过大等，还和整个社会环境不断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密切相关。

　　政府部门的底线。1997年周立太在深圳为800多名断腿断手的农民工打官司，2001年又为56名被非法搜身的女工提供法律帮助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告倒了劳动局、仲裁委。这暴露了在劳工权益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，也说明一些政府部门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底线－－不但没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维护劳工利益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损害劳工利益。但，这就是现实。

　　司法机构的底线。一个匿名法官打电话给周立太，说：“你一个断手的案子就要老板赔20万，都像你这么打下去，所有的老板都得被吓跑。到时候，我们的电费谁来交？法院的收入谁来保证？”这话，让周立太凉彻肌骨。我读到这句时，也一样凉彻肌骨。某些法院与当地政府部门、企业利害相连，丧失独立判案原则，更加触目惊心。但，这也是现实。

　　2001年底，周立太被司法局先是直接扣留律师证，接着被清理。你能说，司法局没突破自己的底线？但，这还是现实。

　　企业的底线。所有企业都会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这是企业的本性。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也如此，他从来都说自己不是无偿的法律服务，也不是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。不过，企业也要有道德和法律底线，那就是不能损害劳工的权益和人格尊严。

　　政府、政党、司法机关、立法机关、企业、律师、媒体、农民工等的底线，共同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线；反过来，整个社会的底线，又直接影响各组成部分的底线。这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逻辑循环，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，规律都一样。因此，要想提升底层人的道德底线，就必须全盘谋划，而不能就底层说底层。否则，就会陷入怪圈，并且越陷越深，以至于绝望。

　　失落的礼仪之邦2：道德滑坡
　　尽管中国是礼仪之邦、文明古国，尽管在现代社会法制较为健全，尽管人们的思想、文化等素质已普遍提高，尽管有温总理的多次批评和告戒，但在当前，道德滑坡现象仍十分突出，无论是成人，还是小孩，无论是企业老板，还是党员干部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道德上的问题。最可恶的是那些惟利是图的商人以及某些以权谋私的 “人民公仆”。比如 “毒奶粉”、“瘦肉精”、“地沟油”、“染色馒头”等事件背后的老板，他们纯粹把自己的发财建立在危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上，真是可恶、卑鄙、无耻至极。另外，官德的沦丧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，少数为官者失德缺德现象日益突出，有的滥用权力、以权谋私，有的欺上瞒下、报喜不报忧，有的贪图享乐、玩物丧志，有的官气熏天、横行霸道，有的信念丧失、求神拜佛，有的趣味低级、包养情妇……一系列官员腐败案件，犹如一部连续剧，不断刺激着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，不断突破民众心理承受底线，官德缺失的现象，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。

　　楼倒倒、瘦肉精、550万天价医疗费、天价酒……人们尚不能判定，一切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为共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中国人的道德真的崩塌了吗？利益面前，道德的价值何在？

　　1916年，梁启超在《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盖四年以来，我国士大夫之道德，实已一落千丈，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”。差不多一百年后，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尴尬。在这近一百年中，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道德规划、马不停蹄的道德驯化和接连不断的社会改造，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，甚至在屡次运动后变得更加不堪入目。毫无疑问的是，社会道德底线的每次向下，都离不开普罗大众对作恶者或主动或被动的“宽容”。

　　在道德滑坡的背后，是国民普遍逐利的思想。我们应该从价值观和社会导向上，逐渐扭转社会风气。很难想象，一个“结果导向”价值观驱动的社会，一个崇尚“成王败寇”理论的人群，会培养出合理的、拥有社会公共道德的正常社会人群。当全社会因为急功近利而躁动的时候，社会道德自然而然地开始变坏。因此，要医治我们生病的社会道德，必须改变我们现在这种全民逐利的价值取向。

　　几乎所有事关“坏消息”的报道概莫能外。当看守所的“非正常死亡”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，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……层出不穷的坏消息让公众道德阈值不断上升，民众的同情心变得日益稀薄时，人们却更加谙熟社会运行“潜规则”。曾几何时，一群“不明真相”的群众的确以为“围观可以改变中国”，但现实彻底粉碎了人们的美梦，“围观”变成了毫无威慑力的“打酱油”，公众的道德正在麻木。

　　失落的礼仪之邦3：重塑商德
　　很难想象，一个“结果导向”价值观驱动的社会，一个崇尚“成王败寇”理论的人群，会培养出合理的，拥有社会公共道德的正常社会人群。当全社会因为急功近利而躁动的时候，社会道德自然而然地开始变坏。要医治我们生病的社会道德，必须改变我们现在这种全民逐利的价值取向。在社会的运转中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，也不存在一个可以让人“不知魏晋”的世外桃源。道德的救赎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　　古代商贾道德观
　　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源远流长。优秀传统商德作为其主体部分，主要讲究公平交易和诚信不欺，它渗透于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中。古代，对商人的约束主要靠一些非正式规则，如道德说教、亲情、血缘关系等来实现。其中，尤以儒家的“义利观”为代表。

　　先秦经典儒家“义以生利”和“以义制利”的思想，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，由此所延伸出来的“见利思义”、“重义轻利”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“义利观”的基本内容。并渐渐与商业公平交易等原则融会贯通，指导着古代商业活动。

　　如，在《论语·里仁》中，有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；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”的说法。大意即发财富贵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，如果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，宁可不要。此外，还有，“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”，以及荀子的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”等关于“义与利”的辩论，都成为古代商业活动遵循的无形法则。

　　儒家认为，品行高尚的人在个人利益面前，首先要考虑这种利益是否符合全社会公众的道德准则。

　　“圣人之本”与“百行之源”
　　《易经》中说：利，就是义的完美体现。《管子·乘马》篇曰：“非诚贾不得食于贾”，指不诚实的商人不得以商为生。宋代周敦颐说“诚”是“圣人之本”与“百行之源”。诚信是商贾的人格追求与立业根本，处理与国家、同行、顾客、主人、佣工等关系的基本原则。记录清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的《水窗春呓》一书中就指出，一些享有美誉的商贾与老店，“如扬州的戴春林，苏州之孙春阳，嘉善之吴鼎盛，京城之王麻子，杭州之张小泉……得名之始亦只循‘诚理’二字为之，遂食其报于一二百年”。

　　市场没有道德？
　　道德是公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。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劳动分工、产品交换。如果失去了道德这道屏障，任欺诈等行为肆意泛滥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之外的其他人，大家都自给自足。那么长此以往，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。

　　如果没有任何道德或规范的约束，而是像原始丛林社会一样，弱肉强食，追求野蛮的经济形态，将不利于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。道德不是“商品”，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。如果一切都可以出售，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。

　　有人将现有的社会道德滑坡归咎于市场经济的问题，认为是市场经济导致了道德伦理的丧失。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。不能因为这些负面消息而否定市场经济，本质上，它们与市场经济本身也是格格不入的。

　　小结：以上是小编总结的关于中国礼仪之邦没落的相关内容，相信很多国人看了之后也要痛心疾首，而在电影《北京爱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上老爷爷就是一个中华礼仪文化的推崇者……